第二節　探索中的嚴重曲折

——考點與真題

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歷史背景：一是當時黨認為反右斗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二是1957年“一五”計劃提前完成，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許多人認為完全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以比“一五”計劃更高的速度進行建設；三是在勝利面前，毛澤東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干部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的估計嚴重不足。

1957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隨后在農村開展了關于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以推動農業的迅速發展。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的序幕也由此揭開。

毛澤東先后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和3月成都會議上，嚴厲地批判反冒進，改變了中共八大確定的經濟建設的方針。在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及其基本點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國家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總路線雖然提出了“多快好省”四個字，但在宣傳和實際工作中卻只強調突出了“快”，提出“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這就導致了不顧客觀規律，片面追求工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急于求成、急于求純。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在“大躍進”的同時，全國農村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后在全國范圍掀起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其基本特點被概括為“一大二公”。

二、國民經濟的調整

1.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1）農業生產急劇下降，糧食極度缺乏。

（2）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

（3）通貨膨脹，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極為困難。

2.八字方針的制定與貫徹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著手解決當時最為突出的農業和農村問題。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從1961年起在兩三年內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這是黨在經濟工作指導方針上的重大轉變。以此為起點，我國貨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從“大躍進”軌道轉入全面調整。這次調整首先是從整頓人民公社、調整農村政策開始的。

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以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

3.“七千人大會”的召開

1962年1、2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規模空前，通常被稱為“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對糾正“左”傾錯誤，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1963年至1965年間，中共中央領導進行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三、“文化大革命”及其結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國現代歷史進入了一個特殊階段，即“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件事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統地闡發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在全會上印發《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再發動。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2.全面內亂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等人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權，號稱“一月革命”。毛澤東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斗爭，奪權之風迅速刮遍全國。全國范圍的全面奪權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亂，老一輩革命家們感到擔心和憂慮，1967年2月中旬，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然而，這次抗爭卻被誣稱為“二月逆流”而遭到壓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所謂《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并錯誤地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3.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林彪反革命集團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事件的發生，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4.挫敗“四人幫”“組閣”圖謀

1973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方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

5.1975年整頓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大會決定了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領導人選。會后，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鄧小平著手對各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形勢開始有了明顯好轉。這次整頓實際上是后來撥亂反正的預演。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舉國悲痛。清明節前后，爆發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這場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并為后來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四、嚴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訓

1.“文化大革命”的性質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2.“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獨立地尋找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發生的嚴重錯誤。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歸根結底不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問題，它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1）由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剛剛處于起始階段。中國共產黨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因此，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

（2）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于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

（3）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這就造成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某些具體制度和具體政策當做社會主義本質來堅持，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迷誤當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所謂繼承和發展，把黨內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當做兩條路線的斗爭，甚至直接說成是階級斗爭。

（4）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遭到了嚴重破壞，致使黨無法依靠制度的和集體的力量及時地發現并糾正錯誤。在中國共產黨面臨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

（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于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系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中國共產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3.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1）中國共產黨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其性質和宗旨都沒有改變，人民群眾依然把它看做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對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國共產黨能夠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并在廣大群眾的支持和幫助下，發現錯誤，抵制錯誤，糾正錯誤。

（3）即使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仍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重要成就。

4.“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1）認清國情是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對國情的深刻認識。

（2）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決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

（3）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保證中國共產黨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4）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5）必須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堅持以最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武裝全黨，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高全黨的戰斗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