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即

比即可以用來比照斷案的典型案例，也叫“決事比”。比能補律令之不足，“凡律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漢代廣泛采用判例斷案，比的數量很多，到漢武帝時，僅死罪決事比就有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對于維護封建統治具有靈活性，但也為司法官吏破壞法制提供了方便條件。

2、春秋決獄

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其首創者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即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這里強調審斷時應重視行為人的主觀動機，在考察動機的同時，還要根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在法律繁瑣而又不完備的當時及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以《春秋》經義決獄不失為司法原則的發展和審判上的一種積極的補充。但是，如果以主觀動機的“心、志”的善惡，判斷有罪無罪或罪輕罪重，也往往成為司法官吏主觀臆斷和陷害無辜的口實，所謂“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可見，春秋決獄在運作中容易產生流弊，在某種程度上為“擅斷論”提供了不實的依據。

3、秋冬行刑

漢代對死刑的執行，實行“秋冬行刑”的制度。漢代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執行死刑。除謀反大逆“決不待時”以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執行。因為這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以“申嚴百刑”，以示所謂“順天行誅”。秋冬行刑制度，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唐律規定“立春后不決死刑”。明清律中的“朝審”“秋審”制度亦可淵源于此。

4、錄囚

所謂“錄囚”，是指上級司法機關對在押囚犯的復核審錄，以檢查下級司法機關對案件的審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糾正冤假錯案。漢代錄囚有皇帝錄囚、刺史錄囚及郡守錄囚。關于皇帝錄囚，此事始于東漢明帝時期。刺史錄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從事錄囚活動，以平反冤獄。刺史之制始于漢武帝時，按規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節到郡國巡察，成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務是“省察治狀”，這當然包括審核獄訟情況，東漢時仍沿襲此制。總而言之，兩漢時期，通過皇帝、刺史及郡守的錄囚活動，使一些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覺性，從而使當時的司法狀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并對后世司法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5、詣闕上書

在漢代，一般應按照司法管轄逐級告劾，但蒙受冤獄，也可越級上書中央司法機關申冤，這叫“詣闕上書”。出現“詣闕上書”的行為，一是因為地方司法機關判案不公，造成冤獄，受害者不得不詣闕上書；二是因為地方司法官吏互相推諉，不負責任，使受害者冤苦無訴，不得不越級上告；三是因為被告人權高位重或者案情重大，使受害人或知情人不得不越級上訴。詣闕上書這一制度的確立，對糾正地方司法不公，減少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等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6、鞫獄

“鞫獄”即進行審訊和判決。漢代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注重收集證據，除收集書證、物證、證人證言以外，還重視收集被告人的口供，而收集口供往往搞刑訊逼供。經審訊獲取口供后，三日后再次審訊，目的是看此次供詞與上次是否有出入，從而使受審者有更正供詞的機會。然后，對被告宣判。司法官對被告宣讀判詞，這叫“讀鞫”。若被告對判決不服，請求復審，這叫“乞鞫”。

7、覆案

“覆案”又稱“覆治”、“覆考”，或單稱“覆”，均指復審案件而言。覆案乃秦制，漢代承襲了這一制度。秦漢推行此種制度的目的，在于改正已判決的冤假錯案，防止徇私枉法、司法專橫的腐敗現象的出現。漢代的中央機關在接到不服判決的上書后，往往成立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復審。另外，朝廷還經常特派使者巡行地方，其主要職責便是“平冤獄”，即通過使者復審案件來平反冤獄。“覆案”制度對整頓當時的司法秩序還是能起一定積極作用的，故可稱是一種善制。

8、先請

兩漢時期，多次頒布貴族官員有罪“先請”的詔令，規定公候及其嗣子和官員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享受有罪“先請”的特權，凡經上請，一般都可以減刑或免刑。先請制度確立于西漢，并為后世封建帝王所沿襲。它體現了儒家思想中“親親”原則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罰原則的體現。

9、親屬相隱

指在直系三代血親和夫妻之間，除謀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隱匿犯罪行為，而且減免刑罰。最早提出這一原則的是孔子。他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漢代儒家思想定為一尊后，親屬相隱便成為漢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項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卑幼首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親長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其他也不負刑事責任。這一原則為此后封建法典所繼承。

10、乞鞫

乞鞫是漢代復審制度，漢律有“有故乞鞫”的規定，就是說對原司法機關的判決不服，允許當事人上書，向上級司法機關請求復審。復審期限是三個月，過了三個月，便不得請求復審。漢律關于乞鞫的規定，是漢代統治者出于“慎刑”考慮，并企圖緩和階級矛盾，同時通過這項制度，對司法官吏執行法律的情況能起到檢查的作用。

11、六條問事

漢武帝為刺史監察地方而制定的監察法規，是刺史用以行使監察權的依據。“六條”的內容是：“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五條，二千石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其中一條規定監察強宗豪右，五條規定監察郡國守相。主要是防止地方豪強與郡國守相相勾結，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威脅中央集權統治。（考|研教育網整理）

12、漢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關系

漢代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比、《春秋》經及法律注釋著作。“律”是國家的常規法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普遍的適用性；“令”是皇帝隨時頒布的詔令，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靈活性。“令”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關規定，也可以彌補“律”的不足。“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無正條的情況下，采用可以比照判決的典型案例進行司法審判，它也是較“律”更為靈活的一種法律形式。法律注釋著作是對“律”的一種解釋，使有關律文合乎儒家的道德精神，通常這種解釋之作在得到皇帝認可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春秋》經是漢代的“憲法”，具有凌駕于各種法律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漢代的“科”只不過是寓于律、令、比中的事條項目，而不是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真正作為獨立法律形式的“科”，是在三國曹魏時出現的。

13、西漢刑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漢文帝適應形勢的需要，于公元前167年下詔廢肉刑，進行刑制改革。具體是：把黥（臉上刻墨并服無期刑）改為髡鉗城旦（有期刑附加頭發剃光脖子上套鐵圈），把（割鼻子并服無期刑）改為笞三百（有期徒刑附加打三百板子），把斬左趾（斬去左腳并服無期刑）改為笞五百（有期徒刑附加打五百板子），把斬右趾（斬去右腳并服無期刑）改為棄市（死刑）。這樣傳統的墨、、剕等刑罰制度至此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把斬右趾改為棄市，實是擴大了死刑的范圍，另外以笞刑代替刑、斬左趾刑，結果導致受刑者多被打死。景帝即位后，在文帝的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曾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把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第二次把笞三百改為笞二百，笞二百改為笞一百，并頒布《菙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等。這樣減輕了笞刑對身體的傷害程度，也減少了受笞刑而死者的數量。漢文帝刑制改革的另外一項內容就是明確規定了刑期，以前的刑罰均為無期刑，經文帝改革，無期刑終于變為有期刑。此外，文帝還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以及誹謗罪等。總之，西漢文景帝的刑罰改革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比較重大的意義，它使刑罰從野蠻走向相對文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力，從而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另外，刑罰改革還為后來確定封建制五刑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