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沒有為考研做什么努力的重慶大學的錢多多從大三暑假開始就揚言要考研，直到考研前一個晚上還沉浸在DOTA中。27日早晨9點，匆匆趕到考場的他因為遲到，已經進不去考場，他決定放棄今年的考研。

對于考生中途棄考的現象，南京大學教授路遠認為，如今的90后生活條件比前幾代人都好，帶來的應對困難和挫折的能力變弱，因考場失利而離場也是應對挫折能力降低的表現。

“社會整體的普通人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特點之一就是人的進取心和面對挫折的能力降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庭也沒有迫切地要求孩子馬上賺錢補貼家用，很多人也就選擇了不為難自己，能考就考，不能考再想別的辦法?！?路遠說，對90后來說，面臨的選擇更多，更不愿意被束縛。從價值中立的角度上，考生無論做什么選擇，都是價值觀的變化，至于是好是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價。

80后，為緩解就業壓力去考研，最終還是要直面壓力

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后許長輝向記者講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考研故事。許長輝的同學大多出生在1982年左右，“考研基本是社會所迫”。學工科的他們畢業后，工作地點要么是野外，要么是煤礦，很苦、很累，大家都把考研當人生的“過渡階段”，在讀研時尋找人生的方向，一個同學就是在讀研時發現，自己適合當公務員，最后考入了某省局，如愿以償。

張老師對比近幾年的監考情況后，向記者表示，近幾年大齡考生逐漸變多，“很多人都是已經工作的”。在北京市某小學任課的語文教師李天已經走上工作崗位6年了，今年是她第三次走進考場，之前的兩次，都因為工作繁忙，復習不充分，“敗在了萬惡的英語上”。說起考研的原因，李天介紹，近幾年，學校新招的教師都是研究生，甚至還有博士，“不拿個研究生學歷，不踏實”。

更多的研究生考研是因為本科畢業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明年6月份即將研究生畢業的韓丹表示，在經過3年的研究生學習后，在招聘會上，還要與本科生、博士生競爭一份工作。她覺得工作壓力并沒有比本科畢業時候小。如果沒有搞定北京戶口，韓丹想繼續考博士。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師分析道，多次報名考研和考研中途退出都很常見。愿意報名參加考試，說明“90后”、“80后”們是有上進心的。但是“裸考”、“醬油黨”，“隨大流”報名參加考研，卻沒有充分復習，進了考場碰壁后退出，也說明一部分大學生對人生缺乏規劃，逃避現實，懶于奮斗。

70后，分配工作，考研相對少

1994年，全國37所重點院校試行并軌制收費，逐步建立起“學生上學自己繳納部分培養費用、畢業生多數人自主擇業”的機制。1997年，中國高校實行全面招生并軌，此后，高校收費一路上漲。到2000年，一直由國家“全包”的師范專業也實行了收費上學，標志著招生并軌改革的落幕。

1994年的夏天，1975年出生的中國科學院教授唐家奎考上了大學。在他的回憶里，1998年大學畢業時，班級大部分同學都選擇直接工作了，當年班里同學考研數量和今天比起來比例還是低很多。“那個年代考研，需要單位人事開具同意證明才可以報考，并不像今天這么自由，所以對于應屆生還是往屆生來說，選擇考研相對主動意愿性強一些，為了深造或者學術夢想或者憑借讀研調換工作單位的人相對較多。” 唐家奎說。

唐家奎回憶道，大學畢業后，他回到家鄉遼河盤錦油田找到份技術員的工作，被分配到野外一線作業。畢業那年，正趕上1998年夏季中國大洪水，油田被淹，作業油井被強行關閉，野外鉆井作業也受到影響，單位經常放假。他想，這樣總放假，學的知識也就荒廢了，還是利用這休息的時間去學習、考研深造。就這樣，1999年唐家奎順利考入中國科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唐家奎總結道，“我們那個年代，對家庭，對社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考研都是以主動尋求發展為主”。尤其在十幾年前，研究生招生數量少，研究生的含金量相對比較高，接受教育年限和以后就職的收入、社會地位是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研究生比起今天也較受單位歡迎和重視。

南京大學教授路遠在采訪中對記者表示，隨著時代的變遷，就業市場的變化，各個時代的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會有所不同，所做的選擇必然會有所差異。與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考生對于研究生的向往相比，研究生的吸引力降低，如今的考生已經不再像前輩一樣，對研究生保持著神圣感了。對于現在的考生來說，考研究生，只是他們本科畢業后眾多的選擇中的一種。理性的學生會在受教育年限與工作收入的權衡中進行選擇。

今年是專業型碩士報名人數首超學術型報名人數的第一年，路遠預測，隨著社會的發展，培養年限短、更重視實踐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專業型碩士將會在未來大放異彩。路遠介紹，專業型碩士的培養既能夠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同時，又能盡可能地節約人才培養成本，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