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論文沒能發表，很可能無法畢業。多年以來，因為一條“在核心期刊發文章才能畢業”的規定，不少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他們的導師絞盡腦汁，東奔西跑。這其中不乏一些“花錢買版面”“雇槍手代寫”的行為，被媒體頻頻曝光，由此催生的學術不端現象，也受到學術界詬病。

如今，這種現象開始為國際上知名期刊注意到，就在前不久的中國科協年會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Cancer Cell》高級編輯、細胞出版社中國及亞太地區發展負責人楊曉紅提到，她曾收到一位中國研究生導師的來信，大意是請求期刊不要再讓其學生修改論文或是等待通訊評審，因為這篇論文如沒能及時發表，這名學生就無法畢業。楊曉紅感慨，這是對科學精神的傷害，如果發表的都是這樣“帶著不端代價”的論文，那不如不發。

論文發表才能畢業，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發，還是不發？”這個問題逐漸演變成當天科學道德建設論壇的聚焦點。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論文發表才能畢業，既有利，也有弊。利是一篇真正有創新性的論文，能夠在國際同行的評審過程中脫穎而出，相應的，水平一般的，自然也被淘汰掉。一些學校規定論文必須在知名期刊甚至是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目的也是通過引入國際同行的意見對學生的成果作出評價。

弊端也很明顯，即對“這種引入國際同行意見”的異化。很多時候這會被異化成了純粹追求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具體來說，不少學校通過要求碩士、博士研究生發表論文，來增加學校優質論文發表的數量，以此在國家學科排名或其他科研指標的較量中，獲得更多籌碼。

一份來自教育部的數據可以證明：2011～2012年我國在校研究生對國際高水平論文貢獻率達36.8%，對國內高水平論文貢獻率達32.3%。2012年國家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中，近80%是國內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已經成為科技創新的生力軍。

當天論壇上，中國科協副主席張勤在觀眾席上問道：“論文發表才能畢業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圍繞這個問題不同的聲音出現了，一位大學老師說：“如果我的研究生到畢業的時候，還沒能夠在一份不錯的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這位學生的水平還達不到博士畢業的要求。”

但有老師則直言，“學生論文的水平，可以通過論文答辯的形式來‘檢測’，而通過引入所謂國際期刊的同行評價，只是給國內答辯老師‘偷懶’找借口罷了”。這位老師會后告訴記者，“如果一位博士的論文在《自然》或《科學》上已經發表，你認為答辯老師還會認真地審閱嗎？”

正如中國科協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所說，這種現象折射的深層次問題是，國內不少高校的論文答辯流于形式，“博士生、碩士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的不通過率極低，大家想想，這又說明什么呢？”

張勤說，根據現實情況來看，一名博士生學習的時間，通常是3到4年，第一年讀書，第二年開始進入課題，做出成果至少要一年時間，接下來要開始寫論文，找工作。在他看來，“在這種情況下要等到論文發表了才能答辯，我覺得根本不現實。”

“這逼著學生一讀研究生就在想怎么寫論文，這種論文就是杜撰的，不是研究成果的自然表達，純粹是為了寫論文而寫論文。”張勤說。

相比之下，美國一些大學沒有這樣的規定。美國物理學會秘書長聽到張勤的說法后，表示很驚訝，“我們從來不會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論文在SCI期刊上發表了才能去答辯。”

不少與會者反問，我們的學生，何時不再為寫論文而寫論文？

7種“導師”：一邊喊打老鼠，一邊自己也做老鼠

這樣的聲音，高教界并不陌生。南開大學校長龔克當天在接受與會者提問時說，盡管南開大學仍然要求研究生公開發表論文，但目前正在逐步淡化對研究生發表論文數量的要求。

在不少人看來，要遏制研究生論文“放水”“造假”，一方面要靠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要靠“育人”，畢竟，這也是大學的職責所在。

然而，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嚴純華看來，另一個需要警惕的現象是，當前的大學師生關系，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淪為“雇傭”和“被雇傭”關系，一些導師也習慣了“老板”的稱謂。

他認為，導師是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導師的境界、眼界和品行直接影響著研究生的培養質量。

就北大而言，也依然存在這樣的現象：有些導師責任心不強，不關心學生的日常學習和思想狀況，論文指導不夠，博士學位論文抽查中還存在不合格的情況；有些導師沒有擔負起育人職責，把學生當勞力的情況時有發生；學術自律不夠，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

在嚴純華看來，一旦導師身上出現學術不端行為，這對學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因為研究生導師自己必須首先銘記，才能讓學生學會，相應的如果臺上說一套，臺下做一套，那就成了韓啟德主席所說的‘一邊喊打老鼠，一邊還做老鼠’”。

根據嚴純華的統計，被發現具有學術不端行為導師的普遍特征

一是位高言重，屬“官員型”學者，或是“學者型”官員；

二是兼職過多，無暇細顧研究過程和實驗細節；

三是學生過多，無力考量每個學生的原始數據；

四是方向過雜，無法把握每個方向的最新進展；

五是師生失和，“一白遮百丑”，重“技”輕“德”；

六是規矩不明，導師責任缺失、科技倫理教育匱乏；

七是急功近利，將研究當成進階、謀利手段。

研究生導師：新興“高責高壓高危職業”

一份最新的數據顯示，全國在校研究生有近180萬人，其中博士生近30萬人。如果每一位學生至少發表一篇論文，那就是180萬篇，這其中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科學前沿研究？又有多少是水分十足的假論文？

在嚴純華看來，導師這道關務必要把好。而無論是從國內現實狀況還是國際同行經驗來看，研究生導師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高責高壓高危職業”—要承受各種壓力，比如生活和家庭的壓力，科研經費申請與競爭，科研成果考核與評價，科研崗位及待遇，人事關系及平衡，科研、教學、開發、管理多重角色扮演，等等。

但最大的禁忌和危險，還是在于學術不端。

嚴純華通過梳理小保方晴子學術不端事件為例說，學生的論文出了問題，導師也很難脫得了干系。

2014年2月以來，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發生與再生科學綜合研究中心的小保方晴子陷入學術造假漩渦，美國UC Davis的Paul Knoepfler教授等公開質疑她在《自然》上的文章造假。當年7月2日，《自然》雜志宣布撤銷此論文。

一個月后，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占據了日本所有大報的頭版—世界再生醫學領域的大師級學者、日本發生生物學的領軍人物、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發生與再生科學綜合研究中心副主任井芳樹于8月5日在位于兵庫縣神戶市的該中心研究大樓內的樓梯扶手處自縊身亡，終年52歲。

相應的，美國科學家Charles A. Vacanti辭去在哈佛大學附屬Brigham婦女醫院的職務，并宣稱“休假一年”。Vacanti是小保方晴子在美國求學時的導師，是該文的共同通訊作者，在另一篇造假論文上也署了名。

在日本本土，悲劇也在繼續發酵。早稻田大學認為，小保方晴子在2011年遞交的博士論文被發現存在盜用他人成果的問題。因此，對于指導教授常田聰給予停職一個月的處分，同時，大學總長鐮田薰也被減去職務補貼20%。

嚴純華說，研究生導師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應體現在研究生的招生、入學、選課、選題、研究、寫作、畢業、推薦、就業的各個環節，甚至貫穿于研究生離校后的生活、工作整個過程。